问题——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与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工作节奏快、流动范围广、组织化程度相对不足，现实中更容易遭遇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梗阻。
江宁区在走访中发现，围绕“小区进门难、平台维权难、租房住宿难”等问题的集中反映较为突出：配送、取件常因物业管理规则不一被拦；订单争议、扣款申诉存在信息不对称、取证成本高等难点；部分从业者短期居住需求旺盛，但租住市场价格波动与配套不足，影响稳定就业预期。
原因—— 一方面，新就业形态以平台化、分散化为特征，从业者跨区域流动频繁，党团组织覆盖、信息归集和日常联系相对薄弱，诉求容易“无门可入”。
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主体多元，物业、业主、企业平台、行业监管部门各自承担不同职责，缺少常态化协调机制时，容易出现规则割裂、沟通成本上升，进而把矛盾压力传导到一线劳动者。
此外，部分社区对新业态服务群体的功能定位仍停留在“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伙伴”，导致支持性政策、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影响其获得感与归属感。
影响—— 这些堵点看似是具体场景问题，实则关系城市治理效能与公共安全基础。
通行不畅会直接影响民生配送和消费体验；权益争议若缺乏有效渠道，易引发群体性投诉与劳动关系风险；居住困难与服务保障不足，会削弱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和稳定性。
同时，“三车两员”日常穿行街巷、连接千家万户，若能有效嵌入基层共治，将成为社会面治安防控、反诈宣传和风险预警的“前哨力量”。
因此，如何在服务与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规则与温度之间实现兼容，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
对策——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关注与关爱、包容与接纳、服务与管理”为导向，建立警务联络机制，推动问题在基层就地发现、就近协调、闭环解决。
——先摸清底数，织密联系网络。
针对党员分布零散、网点站点多、人员流动大的特点，江宁公安主动对接区委社会工作部门、交通等单位，归集基础数据，并组织警务联络员深入辖区网点、站点、企业开展兜底摸排，推动形成“行业主管部门+公安+企业”的联动架构，使新业态劳动者“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聚焦“进门难”，以协商机制替代简单限制。
针对小区管理中“一刀切”拒入等现象，联络员牵头物业、业主与骑手开展沟通协商，推动在通行规则、秩序维护和服务效率之间建立可执行的平衡方案，通过完善通行约定、优化通行方式等举措，努力实现安全与便利兼顾、管理与服务并重。
——破解“维权难”，建立诉求闭环办理渠道。
江宁区研发“江温新”诉求回馈功能，形成“联络员即时办、分局统筹办、职能部门协同办”的三级处置机制，让诉求受理、转办、反馈更透明、更可追踪。
据介绍，该机制累计收集诉求176件，办结率达95.5%，推动部分高频问题从“个案处理”向“规则完善”延伸。
——回应“住宿难”，推动安居供给与公共服务匹配。
江宁区联合相关部门打造“新宁之家”廉价公租房并完善生活配套，目前已出租120余张床位，帮助从业者缓解阶段性居住压力，增强在地就业稳定性。
——以便民驿站提升获得感，以共治参与增强安全感。
江宁区在157个警务室、5个警务站增设“暖心驿站服务”，提供休憩座椅、充电、饮水等便民设施，并在节日期间开展关怀活动。
同时，公安机关面向“江宁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反诈宣传与沟通技巧培训，引导快递员、外卖骑手在日常路线中留意安全隐患、反映线索，推动“流动服务者”成为“流动平安哨”。
前景—— 从实践看，警务联络机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眼前难题，更在于以制度化方式重塑基层治理的连接方式：把分散的服务群体纳入常态化联系体系，把多头管理转化为协同治理，把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
随着平台经济持续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还将扩大，城市对精细化治理、权益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要求将更高。
下一步，关键在于进一步固化协同机制、完善行业规则的细化标准，加强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边界，推动“诉求响应”向“风险预警、源头治理”升级；同时，鼓励企业平台与物业管理共同参与规则制定与责任分担，让治理成果更可持续、更可复制。
江宁公安的这一创新实践表明，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不仅要解决问题，更要体现人文关怀；不仅要管理群体，更要服务群体。
通过创新警务联络机制，江宁公安将"三车两员"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城市中找到了组织、获得了依靠、感受到了温暖。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既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也彰显了城市的文明温度，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