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乡接合部社区人口结构变化快、利益关系更复杂，矛盾纠纷更容易积聚；大连路街道长沙路社区是安置房集中社区，“农转非”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社区治理规则需要较长磨合期，物业管理、邻里相处、装修扰民等纠纷相对集中。一些矛盾看似琐碎，却往往牵动情绪、容易被放大。如果缺少及时有效的疏导与处置，可能由“口角”升级为“对抗”，由“邻里事”演变为“社会治理题”。 原因：一方面，基层治理面对的是高频小纠纷与多元诉求，传统“等上门、靠转交”的处理方式难以及时覆盖；另一方面，群众法治意识提升，但对具体规则、权利边界与法律程序的理解仍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沟通成本高、情绪对立也更强。加之社区公共事务涉及多方主体，仅靠社区干部或单一部门力量，难以同时兼顾“快速处置”和“讲清法理”。 影响：汇川区司法局在调研基础上将工作重心前移，针对“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目标，探索构建“调解工作室+法律明白人”协同治理模式：既有固定载体和常态化服务窗口，也有扎根一线、熟悉民情的骨干队伍，形成“发现得早、说得清楚、调得下来、落得稳妥”的闭环机制。实践表明，纠纷就地化解率提升，群众求助路径更清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氛围逐步形成，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对策：一是建强载体，让调解服务更“近”。在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大连路司法所推动成立“何大嬢调解工作室”，把调解触角延伸到社区院落、楼栋单元，强调矛盾不升级、不上交，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工作室依托“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通过面对面沟通、现场释法、协商定分止争，把调解从“坐等来访”转为“主动上门”。 二是培育骨干，让基层力量更“专”。围绕“精准选拔、实战赋能、激励引导”，优先从社区干部、网格员、退休党员等群体中吸纳骨干，形成覆盖更广、贴近更深的队伍体系。以大连路街道为例，已培育“法律明白人”78名，并通过“理论+实践”双轨课程、专业人士授课和“老带新”结对等方式，持续提升依法调解、沟通疏导和风险识别能力，使其既能讲清道理，也能讲透法理。 三是引入专业，让释法说理更“准”。汇川区统筹法官、律师等专业力量常态化下沉，为调解员提供业务指导与案例培训，将民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等对应的法律规范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推动“法理情”融合。前不久，社区居民因装修噪音发生冲突，调解员在制止争执、稳定情绪基础上，依据法律明确合规施工时段与行为边界，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纠纷及时止息。这类“讲规则、给路径”的处置方式，有助于把个案调解转化为规则普及，减少重复性纠纷。 四是凝聚合力，让共治机制更“实”。以“法律明白人”为纽带，街道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治安巡逻队等“红袖章”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纠纷协助调解、特殊群体帮扶等工作；同时完善群众参与机制，社区重大事项通过入户走访、院坝座谈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引导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此基础上，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将纠纷化解率、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评优评先指标，形成奖优促干的导向，提升基层法治力量的稳定性与积极性。 前景：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化支撑。汇川区的探索表明，治理效能提升关键在于把服务沉下去、把规则讲明白、把专业力量引进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下一步，随着模式覆盖范围扩大、培训体系更系统、数字化工具与网格治理更深度融合，调解工作室与“法律明白人”有望在纠纷预警、风险评估、普法宣传、公共事务协商各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城市更新、人口流动加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支撑。汇川区的探索表明，通过创新治理模式、培育基层法治骨干、完善激励机制，能够推动矛盾纠纷在源头化解，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该经验启示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必过度依赖行政单向发力，更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让法治精神在基层落到实处。汇川区司法局表示，将继续深化这一治理模式，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专业能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的法治动能，为各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借鉴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