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中，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人情往来攀比、婚丧大操大办、滥设“剃头酒”“搬家酒”等名目、随礼负担偏重等现象。
相关陋习不仅挤压群众家庭消费空间，也易诱发矛盾纠纷，影响乡风民风，制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与此同时，电信网络诈骗等风险点在返乡人员增多、流动频繁时段更易滋生，基层宣传需要更接地气、更可持续的方式。
原因：从社会心理看，部分群众受“面子文化”“从众心理”影响，对婚丧礼俗存在攀比冲动；从治理结构看，传统礼俗长期沿袭，部分村规民约约束力和执行力仍需增强；从现实压力看，外出务工群体返乡集中、亲友交往密集，叠加年末年初宴请增多，容易形成“你办我也办”的连锁效应。
再加上信息不对称与防范意识不足，使得反诈宣传也面临“听过但记不住、知道但不愿做”的难点。
影响：陋习不改，最直接的后果是群众“人情债”加重，家庭财务被透支，甚至出现借贷操办，影响民生获得感；其次，婚丧礼俗过度化容易激化邻里比较、家庭矛盾，削弱基层社会信任；再次，公共资源被无效消耗，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下降，不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从更长远看，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振兴，更需要文化振兴、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协同推进，文明乡风是其中的基础性工程。
对策：罗汉镇此次以文艺汇演为载体，提供了一条“政策表达更柔性、群众参与更主动”的实践路径。
活动通过合唱、舞蹈、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抵制高额彩礼、遵守村规民约等倡导性内容转化为可听、可看、可参与的生活叙事，使理念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向“共情共鸣”。
同时，现场设置互动环节，以“听指令做动作”“文明新风知识快问作答”等方式，将政策要点与行为规范具体化、情景化，提升记忆度与参与感。
其间同步开展反诈宣传，把“文明新风”与“守护财产安全”并联推进，回应群众现实关切，增强活动的综合效益。
更关键的是，当地提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常态化推进，体现出从“一次活动”向“长效机制”的转变。
推动移风易俗，需要文艺宣传的软引导，也需要制度约束的硬支撑：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与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运作，让“哪些能办、怎么办、办到什么程度”有清晰标准；另一方面，强化党员干部、乡贤能人的示范带动，通过公开承诺、典型引领、积分激励等方式，让新风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同时，要把群众负担变化作为评估标尺，聚焦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宴请名目泛化等痛点，形成可量化、可检验的治理闭环。
前景：从时间节点看，利用务工人员返乡集中期开展集中宣传，契合人员聚集、传播效率高的特点，有助于形成“回乡先受教育、返岗带走新观念”的扩散效应。
展望下一步，若能将文艺活动、志愿服务、自治规约与普法宣传相结合，持续推动移风易俗与反诈、防火、防溺水等安全治理同频共振，基层治理将更具韧性。
随着文明理念不断沉淀为日常习惯，乡村社会将逐步实现从“讲排场”向“重内涵”、从“比阔气”向“比文明”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更稳定、更可持续的社会基础。
文明乡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引导和实践。
普安县罗汉镇以文艺汇演为载体，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移风易俗，充分说明了文化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当文明理念不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融入生动的艺术表演和互动体验时，它就能真正触动人心、改变行为。
展望未来，只要坚持把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把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就能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绽放更加绚烂的文明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