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贸往来增长带来纠纷增量，企业维权面临现实阻碍。作为我国外贸第一大省，广东涉外市场主体数量持续上升，与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贸易联系紧密，跨境采购、加工、转口等业务更为频繁。随之而来的合同履约争议、货物数量质量争议、价款结算纠纷等明显增多。对不少中小微外贸企业而言，一旦发生纠纷，往往面临维权周期长、资金被占用、经营受影响等压力，“打不起、拖不起、耗不起”成为普遍痛点。 原因——法律适用差异与跨境取证成本抬高了争端解决门槛。跨境商事纠纷常牵涉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则、争端解决条款以及证据标准差异，同时还叠加语言沟通、交易习惯、商业信用评估等因素。若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跨境送达、证据保全与认证、专业翻译等环节往往推高时间和费用成本。尤其贸易量大但单笔利润有限的领域，程序拉长会放大经营风险，企业可能因此被动让步，甚至错失市场机会。 影响——高效解纷有助稳预期、稳合作，也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支撑。此次中越企业钢材贸易纠纷的快速化解，表明了以协商为核心的非诉路径在跨境争端中的实际效果。据介绍，越南南里工业建设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发现货物交付数量短缺，影响正常经营。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介入后，联动法律服务机构组建具备双语能力的专业团队，通过多轮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最终签署和解协议并实现当日全额赔付。业内认为，这类“周期短、成本低、可执行”的解决方式，有助于稳定企业预期，降低纠纷对供应链的冲击，推动跨境合作在可控风险下持续推进。同时，依法、便捷、可预期的争端解决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的重要制度保障。 对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专业化服务”机制，打通非诉解纷通道。近年来，广东围绕涉外营商环境建设，推动形成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的护企网络，探索“商会协调+法律支持”等协作模式。一上，行业组织熟悉产业链与行业规则、沟通效率高，可纠纷初期介入，引导当事方回到商业理性与契约框架内对话；另一上，专业法律团队提供合同审查、法律适用研判、证据梳理与谈判策略支持，提升协商的规范性和可执行性。同时，与领事机构、境外律所等协同，有助于降低跨法域沟通成本，提高方案落地效率。受访人士表示，下一步仍需示范性案例总结、跨境商事调解规则衔接、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等持续推进，让非诉机制在更多场景中更好发挥作用。 前景——以规则衔接和服务升级提升国际化水平，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护航。面向更高水平开放，跨境纠纷化解机制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规则透明度、服务可及性和执行便利度上。随着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广东与东盟经贸合作仍将保持活跃，跨境交易复杂度也将随之上升。业内建议，一上推动企业完善合同管理与风险防控，强化争端解决条款设计，减少“事后补救”的被动；另一方面提升涉外法律服务供给，推动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有效衔接，形成覆盖纠纷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涉及的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各方协作，完善跨境商事服务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解纷渠道，助力企业在国际合作中行稳致远。
跨境商事纠纷的妥善化解，既是维护企业权益的现实需求，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广东通过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发挥商会组织的协调优势、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作用，为涉外企业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的维权路径。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持续完善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才能更好服务企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