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算力体系“偏科”现象值得关注。
张琦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智能算力建设热度持续攀升，但产业发展中对加速卡等训练、推理硬件关注较多，对CPU这一基础性、通用性核心部件的重视仍显不足。
在算力系统中，CPU承担任务调度、数据预处理、通信协同与资源管理等关键职责，类似“总指挥”和“调度中心”，其性能与生态成熟度直接影响整机稳定性、兼容性以及安全边界。
原因——投入高、周期长与生态适配成本叠加。
业内普遍认为，CPU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架构复杂、迭代快等特征，企业在资金、人才与长期研发耐心上面临更大压力。
同时，CPU并非单点突破即可形成产业竞争力，还需要操作系统、编译器、数据库、中间件以及各类行业应用的持续适配。
适配成本高、标准不统一、验证认证周期长，容易导致市场端更倾向选择成熟度更高的既有方案。
再加之部分应用场景对迁移成本敏感，进一步抬高国产CPU规模化落地门槛。
影响——关乎算力安全与数字经济底座韧性。
张琦认为，随着智能化应用加速渗透千行百业，算力需求从“有没有”转向“稳不稳、安不安全、可不可持续”。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相关市场持续扩容，有预测显示2026年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621亿元。
在此背景下，如果CPU等关键通用芯片产业化能力不足，算力体系在供应链安全、系统可靠性、软硬件协同优化等方面仍存在隐忧，“卡脖子”风险不容低估。
补齐国产CPU短板，既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也是夯实信息安全防线、提升数字基础设施韧性的基础工程。
对策——资本、政策、生态三方面形成合力。
张琦围绕加快国产CPU产业化提出三方面建议。
一是加大资本支持，强化全产业链支撑。
针对CPU企业“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建议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功能，支持具备先进技术的国产CPU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依托国家级产业母基金等设立国产CPU专项子基金，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进入；同时完善融资服务体系，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政策更好落地，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稳定研发节奏。
二是强化政策引领，构建全周期支撑体系。
建议将国产CPU纳入集成电路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清单，围绕“研发—适配—应用—迭代”建立连续性政策安排；将搭载国产CPU的算力设备纳入政府采购优先目录，以需求牵引带动规模化应用；并通过政策协同，鼓励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等服务器需求方加大采购和验证力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样板。
三是优化市场生态，拓宽产业化应用场景。
建议搭建“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协同平台，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算力芯片创新联合体，建设国产算力全栈适配中心；推动统一适配标准与认证体系，降低重复适配成本和验证门槛，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进而形成自主可控、可持续演进的算力生态。
前景——以应用牵引促迭代，夯实“十五五”智能底座。
张琦表示，“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突破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等要素高效供给。
面向下一阶段，国产CPU产业化应更加注重“以用促研、以研带用”，通过政府采购、重点行业试点与头部企业规模化验证形成正反馈，推动软硬件协同优化与性能持续迭代。
同时，在标准、认证与安全评估体系上加快形成行业共识，提升国产方案在稳定性、兼容性、可维护性方面的整体竞争力，为智能化升级提供更可靠的底座支撑。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
国产中央处理器的产业化突破,不仅关系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更是保障国家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的战略基石。
通过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生态培育的协同发力,我国有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新的跨越,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