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艺焕发时代光彩 常宗林刻瓷砚雕作品亮相国家级双年展

在当代工艺美术格局中,如何在守住传统技艺本体的同时实现与时代对话,是行业长期面对的核心课题。

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时代匠心——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在北京展出,常宗林以刻瓷与淄砚砚雕两类作品入展,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可观察的样本:一端连接舞台艺术的影像记忆,一端指向北朝佛教造像的地域文化遗存,体现出从材料语言、题材选择到叙事方式的综合探索。

问题:传统工艺如何兼顾“可传承”与“可传播” 传统工艺美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法的精妙,也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叙事能否被当代公众理解与接受。

现实中,一些作品易陷入“只重技艺堆叠、缺少文化阐释”的困境,或者过度追求形式新奇而削弱工艺本体的审美与工序逻辑。

此次入展的两组作品,将“可识别的文化符号”与“可验证的工艺路径”并置:刻瓷以京剧影像为切口,砚雕以佛造像与碑刻书风为依托,尝试在传统技艺体系内建立更清晰的叙事线索。

原因:以文化母题稳定作品坐标,以工艺语言完成当代转换 从题材看,《京剧影像系列—桃花扇》取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名家叶盛兰、杜近芳的演出影像资料,将舞台人物的神态、服饰纹理与表演气韵转译到瓷面雕刻之上。

以经典戏曲为母题,既具广泛社会认知基础,也为刻瓷这种“以刀代笔”的表现方式提供了可深挖的细节空间。

该系列据介绍已整理创作三十余件,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此次作品亦为该系列第六次入展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反映出其创作路径的延续性与系统性——这在强调“工匠精神”的展览语境中具有典型意义。

从材料与方法看,《青州佛造像系列淄砚》以淄砚为载体,融合魏碑书法与菩萨造像意象,以“残石造像”的审美取向营造古朴、厚重、沧桑的历史质感。

以砚为器,既要符合砚台的功能结构,又要在有限空间内完成叙事与雕刻层次的安排,对创作者的造型能力、章法意识和材性把握提出更高要求。

该系列被视为淄砚作品入选的高规格国展成果之一,说明其在工艺标准、文化表达与整体完成度方面获得了较高层级的专业认可。

影响:以“可触摸的文化”扩大传统工艺的公共抵达 从文化传播角度,两类作品分别指向“舞台经典”和“地域遗产”两条路径。

刻瓷将京剧人物与经典剧目形象固化在瓷质媒介上,使表演艺术从时间性的舞台呈现转化为可收藏、可展示的器物形态,推动戏曲文化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公共审美空间。

砚雕则将青齐地区南北朝佛教历史文化与书法碑刻传统凝缩于文房器物之中,为公众理解青州地区石窟造像与相关历史事件提供了更直观的入口。

从行业层面看,双年展作为集中展示中国工艺美术创作成果的平台,其展陈与评选导向往往对创作趋势产生示范效应。

以文化母题为经、以工艺语言为纬的创作方式,有助于引导更多创作者回到“题材研究—工艺实现—审美完成”的系统流程,减少同质化装饰与概念化叙事,推动传统工艺向更高质量、更强辨识度的方向发展。

对策:完善“研究—创作—阐释—传播”的链条 推动传统工艺的当代转化,需要多方协同完善链条:其一,加强对题材与史料的系统研究,让作品的文化来源可追溯、可讲述。

以《六棱佛龛淄砚》为例,其创作依据青州地区明道寺感应舍利塔相关历史与出土造像信息,并通过砚铭与书体选择进行叙事,这种“以文献支撑造物”的路径值得在更多品类中推广。

其二,建立更贴近公众的阐释体系,把工序、材性、构图与审美意图讲清楚,提升观众理解度。

其三,拓展面向年轻群体的传播场景,在尊重工艺规律的前提下,推动展览教育、公共课程与数字化展示相结合,让传统工艺从“专业圈层展示”走向“社会化认识”。

前景:从“技艺展示”走向“文化表达能力竞争” 随着审美消费升级与文化自信持续增强,传统工艺美术的竞争将更多体现在“文化表达能力”与“作品系统性”上:不仅要做得精,更要讲得通、传得开、立得住。

以京剧刻瓷与佛造像砚雕为例,它们分别以国家级艺术门类与地域历史遗产为支点,借助可持续系列化创作与材料语言创新,呈现出从个体技艺走向体系化表达的趋势。

未来,若能在学术研究、公共教育与产业化转化之间形成更顺畅的衔接,传统工艺有望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释放价值。

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作为国家级专业展览平台,集中展示了当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

常宗林作品的入选,不仅是对个人艺术成就的肯定,更彰显了传统工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中的时代价值。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在守正中实现创新,这些作品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实践样本。

唯有将精湛技艺与文化内涵深度融合,传统工艺美术才能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