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撮合”变“收费链”，价格随口加 在一些农村地区，媒人仍是婚恋撮合的重要渠道。随着婚恋市场供需矛盾凸显，媒人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从“熟人牵线”转向“收费中介”。有村民反映，媒人以介绍对象、安排见面、沟通双方等为由收取费用，且呈现频次多、名目杂、标准不一等特点：相亲见面不论成败需给“见面礼”，推进流程需给“跑腿费”，婚事敲定后又出现“加媒钱”等临时加码行为。部分媒人还以多人协作方式运作，将一桩婚事拆分环节、重复收费，导致群众对公平性与透明度产生质疑。 原因——供需失衡叠加规则缺位，催生“坐地起价”空间 一是人口结构变化与婚恋选择外溢，抬高了农村婚恋撮合成本。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比例失衡，加之青年就业与生活半径扩大，女性向城镇流动、择偶观念变化等因素，使“愿意留在农村成家”的婚恋资源更为紧张，客观上推升了撮合难度与交易预期。 二是婚介服务缺少明确边界，收费“靠习惯、靠口头”。媒人多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缺乏合同、票据与统一价目，往往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完成收费与结算。一旦事前约定不清或事后解释空间过大，便容易出现临时加价、反复索要等纠纷。 三是信息不对称加剧议价能力失衡。对不少适婚男性家庭而言，婚恋渠道有限、时间成本高，若担心“错过机会”，在谈价环节处于弱势地位。少数媒人利用这种焦虑心理，将撮合过程碎片化、红包化，甚至以“有更好的对象”“需要继续打点”为由变相抬价。 四是部分地方婚俗攀比与高彩礼预期外溢。彩礼、宴席、置办等刚性支出本已沉重，若再叠加不透明的媒人费用，容易形成“层层加码”的心理预期与实际负担。 影响——透支社会信任，放大婚恋焦虑与家庭负担 从个体层面看，反复收费、临时加价容易引发当事人及家庭矛盾，增加婚恋成本与不确定性，挫伤对婚姻的信心。 从社会层面看，媒人诚信受损会削弱基层熟人社会的互信基础，婚恋纠纷可能外溢为邻里冲突、舆情争议。 从治理层面看，若任由“灰色收费”蔓延，可能诱发婚介领域的变相欺诈、虚假信息撮合等风险，影响乡村文明建设与婚俗改革成效。特别是在部分地区推进移风易俗的背景下，婚恋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失序，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对策——以透明规则守住底线，以多元供给缓解焦虑 一要强化婚介服务的规范引导。鼓励乡镇、村级组织在充分尊重群众习惯的基础上，探索“婚恋服务告知书”“收费参考标准”“事前协商确认”等做法，对服务内容、费用构成、结算节点进行明确，减少口头承诺引发的争议。对明显诱导多次收费、恶意加价等行为，可通过村规民约、基层调解与普法宣传等方式予以约束。 二要完善纠纷调处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发挥乡镇综治中心、人民调解、妇联等组织作用，针对婚介纠纷建立快速调解渠道，推动事前约定、事后留痕，促成可核验、可追溯的协商基础。 三要丰富青年婚恋交友公共服务供给。结合节假日返乡潮、产业园区与乡镇文化活动，依法依规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交友联谊，扩大合法合规渠道，降低对单一“媒人资源”的依赖。 四要持续推进婚俗治理与移风易俗。对高彩礼、攀比性婚礼等现象加强宣传引导，倡导理性婚恋观与文明婚俗，通过典型示范、红白理事会等方式，让“量力而行、重情轻礼”成为共识。 前景——让“撮合”回归互信，让婚恋回归理性 总体看，农村媒人服务短期内仍有现实需求，但其可持续性取决于诚信与规范。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公共婚恋服务逐步健全，以及群众法治意识提升，婚介活动从“靠关系、靠口碑”向“讲规则、讲透明”转变将是大势所趋。对媒人而言，守信重诺是立身之本；对基层治理而言，抓住收费乱象等痛点推动制度化引导，有助于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让婚恋市场更清朗、让乡村社会更和谐。
媒人收费乱象折射出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深层问题；要根治该现象，不仅需要规范行业，更要通过乡村振兴增强农村吸引力。当年轻人能在故乡实现事业与成家的双重愿望，婚介乱象自然失去生存空间。这既是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