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陆家嘴街道率先在浦东新区搞了个试点，2024年，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罗新忠在那次研讨会上特别强调了“过程价值”。他认为这个机制不只是要修好几处设施、办几场活动，更是要唤醒沉睡的社区资本。复旦大学有位社会治理学者曾说，让居民自己掏钱出力参与社区事务“比发起行动还难”，这话在现在看来依然很有道理。 虽然自治金机制已经覆盖了上海大多数街镇，但部分社区出现了“目标替代”的情况。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还没完全打破，居民主动发起项目的能力还不强。为了避免协商的麻烦，有些地方干脆把钱花在修花坛、设座椅上，或者变成了福利礼品。 问题根源主要在于早期制度对钱怎么花界定得不清楚。早期设计也没跳出传统行政主导的老路子，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还得靠长期培育。现在基层干部往往更看重“项目完没完成”，而不是“居民有没有被赋能”，这就导致创新只是浮在表面。 好在也有一批好的案例在发生积极的转变。比如杨浦区控江路某社区居民自发运营“一老一小”互助项目；闵行区景舒苑一村的党员居民组成监督小组全程监工紫藤架长廊；浦东新区长岛路居民区通过议事会建了宠物公厕。这些例子说明，当钱用到了居民的真实需求上，就能把大家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共建”。 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市从制度层面加强了规范。浦东新区出台的新实施意见里明确规定，钱不能用来买建材、搞工程化建设或者搞娱乐慈善项目。各区还通过培训提升干部的能力，鼓励挖掘居民里的“议事能人”和“技术能手”。部分街镇还试点了“自治金配比机制”，要求居民或社会单位提供配套资源。 未来的前景是要迈向“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的人指出，这机制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更要培育可持续的社区自治文化。随着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它有望和社区规划、志愿服务等联动起来，形成“政府引导、居民主体、社会补充”的模式。长远来看，它能成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 上海搞了十年社区自治金的探索，其实折射出中国基层治理转型的复杂性与韧性。从最开始的修修补补到现在注重“人的联结”，这个机制逐步触及了治理的核心：怎么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推动者”。这股在细微处着墨、在实践中创新的力量，正为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