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个样品磨了四年才换来一丝光亮，上海交大、清华、中科院、斯坦福的二十多名研究生在实验室里日夜奋战，最终在凌晨三点抓住了那条像高速公路一样平整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平台。他们用了全球最强的三台仪器，却在半年时间里毫无头绪，数据一次次燃起又熄灭，直到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大家看到了希望。1980年冯·克里津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用普朗克常数与电子电荷比值填满的平台，1985年他因此拿下了诺贝尔奖。这个发现把材料特性和尺寸全都抛在了一边，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完成了超越。711教授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薛其坤每天7点进实验室23点才离开，用发际线后退换来了一句“蓦然回首”。1962年山东蒙阴农村的孩子薛其坤第一次看见电灯泡发光，后来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七年磨一剑才到了日本。 杭州的盛夏室外37度，学术会堂里却恒温27度，博士生们用液氮给超导体降温演示磁悬浮。圆滚滚的液氮滴落在桌上变成白雾，-196度的冷光和27度的灯光撞在一起。讲堂门口滚动着“世界理性叙述”的标语，薛其坤自嘲地说研究活材料太难只能和死材料打交道。王国维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在他身上变成了发际线后退。 1879年美国博士生霍尔把通电导体放进磁场里一测两侧有电势差，就发现了霍尔效应。这像是给物质装上了磁场传感器，不断抛出诺贝尔奖级的问题。如果能在零磁场下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呢？薛其坤打了个比方：“你要找一个人打篮球超过姚明，跑步超过博尔特。”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团队把这个极限推向了材料的顶点。 薛其坤把科研拆成了三扇门：工具门、材料门和思考门。扫描隧道显微镜让我们摸到原子；拓扑绝缘体和铁磁体需要反复试错；当常数和直觉冲突就逼着自己往前走。这三扇门磨出了一根针尖刺破了发热耗能的死结。他引用杜甫的诗句收束：“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比世界更宽广的是生命的心胸和眼界。